王石七年赚10亿?万科:最多2亿 权威详尽解读在这里

来源:中国经济网 2018-02-24 11:4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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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金高估一倍,收益倍数高估一倍,那所谓8.3亿,实际被高估了整整四倍。其次,王石不可能直接获得这两个亿。

2月23日下午,万科召开了2018年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,审议通过了两项议案,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对公司董事和监事薪酬方案的调整(以下简称《薪酬议案》)。

《薪酬议案》公布于2月13日,核心的内容在于,万科披露了董事局主席和总裁的收入构成,包括年度即时现金薪酬和经济利润奖金部分,同时披露了2014~2016年董事局主席(王石)、总裁(郁亮)的即时现金薪酬,更首次披露了自2010~2015年的董事局主席(王石)获得的经济利润奖金年功积分的分配比例。

让万科管理层吃惊、公众瞠目的是,2月22日公众号大摩财经发表文章,直指在过去七年间,王石通过即时现金薪酬、经济利润奖金以及员工持股计划,获益超过10亿元。“是不是真的?当然不是真的!”在今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上,万科高级副总裁谭华杰表示。

万科的经济利润奖金制度起始于2010年,本是一种正常的员工激励政策,其主要特色在于采用了企业的经济利润作为考核指标,并且实施三年递延政策,递延期内的经济利润奖金只能作为集体奖金留存。基于奖金留存,万科管理层与公司进行业绩对赌,如经济利润为负数,则集体奖金将按比例返回公司。这项制度一直是万科人的骄傲,他们认为这是万科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上的进一步探索,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员工激励制度。

但由于两点,万科的经济利润奖金制度曾受到广泛质疑。其一是质疑万科历年来虽然披露了经济利润奖金的总额,却没有具体到高管个人。其二是,2014年初,在经济利润奖金制度的基础上,万科建立了事业合伙人制度,包括通过资管计划共同持有万科的股票。不久后,13.75亿元经济利润奖金被用于持股万科,比例为4.49%,即金鹏资管计划。

同样是2016年,当时的大股东宝能直接以公告的形式,指出“公司董事、监事在该制度中能够获得的报酬及获得该等报酬的依据,董事会从未向投资者披露过,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关要求”,并以此作为罢免王石、郁亮等董事会成员的理由。

王石炒股赚了8.3亿?

“王石7年获益10亿?”大摩财经在文章标题中用了问号。但在文章中,该公众号详细列明了这个他们总结的,支撑这个结论的论据,搜集论据的过程显然花了不小的力气,但是万科管理层指出,大摩财经搞错了。

在大摩财经推导出的10亿收益中,大头来自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获得的股票收益,其称王石的这部分收益达到了8.3亿元。计算收益需要两个数据,一是本金,二是回报率。大摩财经计算,代表万科管理层的资管计划国信金鹏分级1号持有4.49%万科A股份,最初实际出资仅13.66亿,目前市值186亿元,万科管理层获得高达13倍的投资回报。王石2014年-2016年三年的经济利润奖金之和均为6447万元,这些奖金全部封闭用于资管计划的自有资金,高达13倍的回报率意味着,王石的收益达到了8.3亿元,且不包含2017年的经济利润分配及投资回报。

但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却非如此,上述持股计划的本金大概14亿,负债大概36亿,四年的总利息大约11.5亿(在计算成本时只能算一半,因为有些利息是后付的,相当于自己全周期平均投入了5.5亿),按照2月22日的收盘价33.7元计算,最后的累积回报率是(166-36)/(14+5.5)-1=5.67倍。

大摩财经更大的失误在于,将其估算的2014~2016年三年的经济利润奖金(合计约28亿),作为计算收益的起点,但实际上,万科合伙人持股计划购买股票的时间起于2014年5月,终止于2015年1月,其后再无增持行为,其动用的起始本金也只是万科管理层留存的2010~2013年经济利润奖金(合计约14亿),整整高估了一倍。

“本金高估一倍,收益倍数高估一倍,那所谓8.3亿,实际被高估了整整四倍。”谭华杰在股东大会上表示,但他同时强调两点,第一,即使这两个亿,也不可能理解为王石从万科获得的收入,因为这是股价上涨带来的浮盈,和其他股东持有股票获得浮盈没有任何区别。其次,王石不可能直接获得这两个亿。由于万科合伙人并不直接持有万科股票,更不可能通过合伙人持股计划在二级市场抛售自己的股票,相应股票只能继续留存,前面的人即使要退出,也不可能按照二级市场的价格来套现,只可能大打折扣,让后面的人来接盘。所以实际能兑现的收入,将会明显低于其名义市值。

所以王石真正从万科获得的收入,也就是每年的即时薪酬,加上经济利润奖金兑现后的本金部分。按照大摩财经的估算,7年税前合计一个多亿,年均约2000万,还不到另一家房地产企业CEO年薪的十分之一。

“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创始人,最后拿回去这么点钱,你觉得多嘛?”一位企业界人士在会后问记者。

合伙人持股计划——没有办法的办法

在万宝之争中,万科合伙人持股计划起到了一定的防守作用,但由于持股比例不高,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。但在2014年,万科股权事件并未爆发,万科的管理层为什么要选在那个时间点来买万科股票?在2015年1月之后,这个持股计划为何没有进一步扩大阵地?

因为万科管理层买股票,初衷就不是为了占有公司的股权。据记者了解,2014年初,万科股价低迷,大概只有6元,但实际上2013年万科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。由于当时万科的股东中,机构投资者占了大部分,重仓万科的基金受到重创,而公司也相应感到很大的压力,投资者希望公司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提振市场信心。与此同时,万科正在B转H股的关键时点上,相关工作已经完成了90%,只差临门一脚。在相关转股方案中,B股股东获有现金选择权,行权价格约10元,与A股股价形成巨大差异,如果公司股价不涨,相信会有大批B股股东选择行使现金选择权。而一旦选择行权的B股股东超过三分之一,则此次B转H股计划会立刻终止。

可供万科方面选择的方案不多,无非放利好、高送转、大股东增持,管理层增持四种。前两种是公司不愿意选的,只剩后两种。记者了解到,当时万科方面也向当时的第一大股东华润求助了,华润也确实进行了增持,可惜不多,不足以对大势产生影响。那么只有最后一条路了,在2013年年报公布后3天,时任万科CEO的郁亮宣布,将个人在2013年的全部收入用于购买万科股票。但郁亮能有多少钱?最后也只买了100万股,而万科的总股本可是110亿股。郁亮当时的增持行为确实在短期内让市场兴奋了一下,但很快投资者就明白了,这不过是杯水车薪。

那么就大家一起买吧,同样的问题来了,郁亮没钱,其他管理层就有钱吗?当时大家手中最大的一笔钱,正是作为集体奖金留存的,2010~2013年的经济利润奖金,总额约14亿元,就拿这笔钱去买吧。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应运而生,超过1300名万科管理层成为合伙人。郁亮在内部进行了讲话,题目为《最好的投资,是投资我们自己的事业》。

现在看来,这个事业合伙人制度当然有很多优越性,它将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高度捆绑在一起,让每个合伙人的个人财富,随着公司的高速发展而增长。但记者了解到,在2014年,合伙人持股计划在万科内部,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反弹的,大家都知道,这笔钱如果不拿去买股票,最多三年就会发给个人,但拿去买股票了呢?且不说股价未必会涨,即使涨了,作为公司管理层,也不可能去二级市场抛售股票。“买股票的时候,说我们对公司有信心,那卖股票,人家会怎么说?”一位曾和记者聊起过事业合伙的万科员工这样说,他还开玩笑说:“当时要搞无记名投票,十有八九通不过。”

事实也确实如此,2014年发起合伙人持股计划时,所有合伙人在2014年之前获得的经济利润奖金,兑现期被延长到了2017年,2014年获得部分则封闭至2018年。另外,由于2014年之前的全部集体奖金都被用于买股票了,并且还采用了融资杠杆,万科经济利润奖金资金池的新鲜血液只能靠2014年之后的集体奖金,并且这部分钱还得逐年偿还合伙人持股计划的融资利息。但现实的问题是,被递延到2017年的那部分奖金和收益不得不发了,其中超过50%的积分是中层和基层骨干员工持有,并且还有很多人已经离职,或者退休,大家都等着钱花呢。2016年,万科合伙人大会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测算,发现到2017年,集体奖金资金池的钱根本不够给大家分,于是公司一线总经理以上高管再次同意递延自己的奖金兑现期限,兑现期被延长到了2024年。据记者了解,自2011年开始,万科一线总经理以上高管,就没有拿过一分经济利润奖金。

2014年~2015年,很多中高层出走万科,其中一部分人确实是因为,知道这笔钱投进去就很难拿回来了。

合伙人持股计划,曾在内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,所以自2015年1月之后,就再也没有增持过万科的股票。当然从后续延长封闭期等事件来看,资金池也没钱了。

从EVA考核衍生而来的EP奖金制度

除了合伙人持股计划,万科的经济利润奖金制度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,很多人对这项制度不甚理解,甚至将其简单的理解为与净利润挂钩的奖金。在大摩财经的文章中,即列明了万科2010~2015年,经济利润奖金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间的比例关系,并以此推算出2016年万科计提的经济利润奖金总额。

但据记者了解,经济利润奖金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间,并非直接的比例关系。经济利润奖金制度的起源,来自于被国资委倡导的经济增加(EVA)考核体系,EVA这个概念最早由思腾思特公司公司提出,万科考虑到知识产权问题,便以经济利润(EP)作为考核指标。EP和EVA的核心理念相同,即考核公司的真实业绩,不仅要考虑融资成本,也要考虑资本的机会成本。

据记者了解,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较低,一般在4~5%左右,而万科采用的是实际发生的社会资本机会成本,一般在9~10%左右。

2010年,万科首次推出了经济利润奖金制度,并规定经济利润奖金总额按照年度经济利润的10%进行计提。谭华杰强调,经济利润奖金并非是凭空多出来的一部分奖金,而是将之前的销售奖和年终奖砍掉了一部分,替代出来的一种奖金。这种替代的背景在于,2008年之后,万科放弃了过去“规模速度型”增长模式,要向“质量效益型”增长转变。而要实现后者,意味着要更关注经营质量,更重视为股东创造收益的能力,在财务维度上,最主要的指标是股东回报水平,也就是ROE。而经济利润奖金制度的核心考核指标就是ROE,公司的ROE水平达到社会75百分位,是总奖金包金额不变的平衡线,只有超过这个水平,管理层才可能较之前多拿奖金。

同时,经济利润奖金实行对称双向调节,也可以说是管理层与公司进行的业绩对赌,一旦公司经济利润出现负数,管理层同样按10%的比例偿还公司,即若公司的经济利润为-10亿元,则管理层需要向公司偿还1亿元。

当然,钱发给员工容易,从员工手上收回来就比较难了。所以万科在设计经济利润奖金制度时,采用了递延机制,这项机制经历了几次更改。一开始,计提的奖金不能全部马上发放,而是进入一个奖金池,每年最多只能发放奖金池总金额的40%。2012年开始,所有高管的全部EP奖金和所有中高层奖励对象的部分EP奖金不再当期发放,作为集体奖金统一递延三年。2014年进一步强化了递延机制,取消了即期发放的个人奖,所有EP奖金全部作为集体奖金,需递延3年后才能发放。这些奖金最终就变成了一个资金池,部分用于购买万科股票,部分留存下来,用于后续利息的支付、到期奖金的兑现。

作为万科经济利润奖金制度的主要设计人之一,谭华杰非常骄傲的一点是,设计出了年功积分制度。所谓年功积分,即当期给员工发放的不是现金,而是年功积分,年功积分总额作为分母,与作为分子的经济利润奖金总额相对应。例如,2亿元奖金,对应1亿分,则每分对应2元钱。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对奖金进行确权呢?因为万科考虑到了各种情况。

例如,如果有员工离职,按照合伙人之间的约定,要扣除三年经济利润奖金,那么他扣除的奖金要发给其他人就比较复杂了,但如果只是把他的积分给扣掉,减少分母就比较简单了。

还有一种情况,如果有年度经济利润为负,则集体奖金池会减少,但一些表现优异的员工仍然需要激励,这时候发积分就比较方便了,这相当于摊薄了其他人的收益,但能起到正面的激励效果。

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情况,会影响年功积分的总额。因此,每分积分对应的奖金数目,在确权之前都是波动的,并且每个人获得的积分数目也会根据各种情况而浮动,这也会影响最终的奖金数额。

正是由于上述不确定性,在对经济利润奖金进行确权之前,都很难明确每个管理层究竟拿了多少经济利润奖金。谭华杰表示,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万科一直没有披露王石、郁亮等人这部分的收入。

据记者了解,由于年功积分制度设计过于精巧,很多人,甚至是监管机构都表示过看不懂。万科改选后的董事会意识到,这项制度虽好,但要花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向外界解释,太麻烦了。2017年,万科董事会决定,取消年功积分制度,以后各年直接向个人确权其获得的年度经济利润奖金。

所以,我们在《薪酬议案》中看到,2010年~2016年间,董事局主席获得的是年功积分分配比例,而自2017年度开始,改变为直接的年度经济利润奖金分配比例,现为1.8~2.2%。但记者了解到,经济利润奖金制度的核心将不会改变,包括递延政策和对称双向调节制度。它仍将在万科,继续起到管理层和公司之间的强纽带作用。

“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企业管理技术在硅谷,万科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在硅谷。”谭华杰在股东大会上表示。返回常州365淘房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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